《红星照耀中国》一书中的红色精典故事

广运潭税务所党支部 支部组织（宣传）委员  顾克美  

党课内容

       《红星照耀中国》（Red Star Over China），曾易名为《西行漫记》，是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所著的纪实文学作品，于1937年10月在伦敦首次出版，于1938年2月首次出版中文版 。

       该作品真实记录了埃德加·斯诺自1936年6月至1936年10月在中国西北革命根据地进行实地采访的所见所闻，报道了中国和中国工农红军以及许多红军领袖、红军将领的情况 。从多个方面展示中国共产党为民族解放而艰苦奋斗和牺牲奉献的精神，瓦解了种种歪曲、丑化共产党的谣言 。斯诺通过对领导人和普通民众的观察和描述，把枯燥的红区党组织、各种文件、会议等内容转变为让读者读起来感到亲切生动的文字 。

       2020年4月，《红星照耀中国》列入《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教材发展中心 中小学生阅读指导目录（2020年版）》初中段

      《红星照耀中国》记述了埃德加·斯诺于1936年6月至1936年10月，在中国西北革命根据地（即后来以延安为中心的陕甘宁边区）通过采访、对话和实地考察后的所见、所闻、所感，报道了中国和中国工农红军以及许多红军领袖、红军将领的情况 。

       在陕北，斯诺采访了众多共产党领袖和红军将领，如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林伯渠、邓发、徐海东等。斯诺描述他们的言谈举止，追溯他们的家庭环境和青少年时代，试图从其出身和成长经历中，找寻他们成为共产党人的原因。此外，斯诺还深入红军战士和根据地老百姓之中，对共产党的基本政策、军事策略，红军战士的生活，以及陕北根据地的社会制度、货币政策、工业和教育等情况做了广泛的调查。

        埃德加·斯诺，美国记者，于1928年到中国，曾任欧美几家报社驻华记者、通讯员。1933年4月至1935年6月，斯诺同时兼任北平燕京大学新闻系讲师。1936年6月，斯诺访问陕甘宁边区，写了大量通讯报道，成为第一个采访红区的西方记者 。他是第一位采访毛泽东的外国记者。

       1936年，人们对中国红军、苏维埃等等提出过许多问题，由于蒋介石对中国共产党、红军有关的消息进行严密封锁，回答问题的人都没有亲身到苏维埃统治的区域去过，所以没有人能做出令人满意的回答。正如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形容的那样，“红军在地球上人口最多的国度的腹地进行着战斗，九年以来一直遭到铜墙铁壁一样严密的新闻封锁而与世隔绝”，苏区和红军的存在成了一个难解的谜。斯诺知道，要正确地回答这些问题，唯一的办法就是到那里去走一趟。他也知道，曾经有少数人尝试过这样做，但都失败了。因此，到红区去被看成是做不到的事；即使能进入红区，也以为没有谁能活着回来 。

       1936年6月，斯诺的一位中国好友带给他一个消息：东北军的首领张学良对红军实际上已停止作战，并邀请周恩来在西安举行了会谈。那里的形势有了转机，这就使斯诺有可能进入红区。于是斯诺决定抓住机会，设法打破这一已经持续9年的新闻封锁。北平中共地下组织的一位领导人通过斯诺的一位老朋友，给他送来了一封用隐色墨水写的给毛泽东的介绍信 。

       斯诺冒着生命危险，穿越重重封锁，深入保安，深入根据地，深入西方媒体眼中的“土匪聚集的地方”，切实了解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生活经历和革命精神  。斯诺在保安与毛泽东进行了长时间交谈，搜集了关于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第一手资料，了解了毛泽东的革命生涯，并在保安访问了许多中央领导人，详细地考察了苏区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情况，然后经过长途跋涉，到达了宁夏南部的预旺县，再冒着炮火折回保安。其间斯诺又访问了彭德怀、徐海东等红军领导人，搜集了大量苏区的资料 。

       1936年10月中旬，南京的军队已大批开入甘肃和陕西。凡是东北军和红军对峙的地方，大都逐步换上了南京方面的军队，只有洛川附近与红军毗邻的一条战线，还是由东北军驻防。斯诺知道如果再不离开苏区，可能就走不了，于是决定沿这条战线回西安去 。

       1936年10月20日，斯诺安全地通过了无人地带，到了东北军防线的后面，21日进了洛川，22日回到了西安。斯诺在城里鼓楼下车，却发现装着斯诺在苏区记下的十几本日记和笔记，三十个胶卷以及许多共产党的杂志、报纸和文件的行李已不知去向。这时战士才想起，为了怕受到搜查，临行前把行李夹在一个装着东北军要修理的枪械的麻袋里，而这个麻袋已卸在渭河以北的咸阳了。卡车急速回驶，最后终取回了行李。23日一早，西安城里戒了严，蒋介石突然来到西安，幸运的是斯诺先前已将行李取走并离开 。

        斯诺回到北平时，正是西安事变爆发前夕。他首先为英国和美国的报刊写了许多篇通讯报道，他的真实报道立即轰动一时 [9] 。后来，斯诺把这些文章汇编成书，写成了《红星照耀中国》（Red Star Over China，当时为了在国民党统治区出版方便，曾易名为《西行漫记》），于1937年在伦敦首次出版 。

          

书中不仅记录了考察所得的第一手资料，而且深入分析和探究了“红色中国”产生、发展的原因，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做了客观的评价。作者从多个方面展示中国共产党为民族解放而艰苦奋斗和牺牲奉献的精神，瓦解了种种歪曲、丑化共产党的谣言 [3] 。

斯诺写红军，写共产党的领袖，写延安红色政权，他的观察点、态度和语言，跟人们所习惯的有些不一样。他的纪实毫不做作，是质朴而真诚的。斯诺以“他者”的目光来观察“红区”，他对共产党抗日政策的转述，对“红区”生活的描写，自然也有西方记者的立场，但力图还原真相，避讳“宣传”，没有刻意的“过滤”，从而保存了历史的真实。斯诺是记者，又是作家，他的报道“很文学”，可读性很强。特别是对毛泽东、朱德、彭德怀、林彪等许多革命将领的采访，总有一种了解之同情，有人性的关怀。在他的笔下，这些人物有理想情怀，是非凡的，但又是有人间味、有人格魅力的。在诸如饮食、住宿、开会、舞会、恋爱，甚至房屋摆设、身体语言等细节中，能感受到“红区”那特有的气氛，在激越、紧张和进取中，也不无自由和舒展，个性的张扬 [10] 。

《红星照耀中国》中的修辞方式颇为灵活多样，如映衬、易色、夸张、排比、引用、悬念、宛曲、双关、借代、摹拟等等，但用得最多的还是比喻。作为一个力求客观报道事实的记者，大量使用各种修辞手段不仅未影响其文字的客观性，反使读者对这事实有更真实的了解与把握。修辞手段的运用，成为传达作者所见所闻所感的有效方式。该书中出现的比喻按有无喻词及本体是否出现的标准，有明喻、暗喻、借喻几种。喻体的作用，不仅仅是用自己的某一显明特征去比照本体，使本体的某一相似特征也显豁起来，而且喻体本身也往往带有鲜明的情感倾向。讲求形象性是设喻的目的，用鲜明的形象表达情感也是设喻的重要动力。埃德加·斯诺似乎在有意减弱自己情感的流露，力图以公正客观冷静的叙述来传达事实。但事实与良知却使作者自觉地选择各种带有情感色彩的喻体来陈述事实，这种陈述自然就显示着作者的倾向与价值判断 [11] 。

注重对人物的刻画，关注事件背后的个人魅力

斯诺通过对领导人和普通民众的细微观察和细致描述，把原来可能写的枯燥乏味的红区党组织、各种文件、会议等内容转变为让读者读起来感到亲切生动的文字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历史学家费正清：“《红星照耀中国》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它不仅是一份历史记录，而且阐明了时代的发展趋势。”

美国作家迈克尔·沙勒：“第一个公布长征真相的西方人是与毛泽东谈过话的年轻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他在《红星照耀中国》里的经典性叙述，至今仍是有关长征资料的一个重要来源。”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李庆四、墨尔本大学国际关系专业学者白小萌：“有一本书，曾是外界了解中国共产党的唯一书籍，它让世界第一次完整的读到了中国共产党的目标与信念。当时的中国乃至于整个世界，对于中国共产党和苏维埃政权都长期溺于流言和揣测中，埃德加·斯诺用记者求真的信念，佐之以冒险家的勇气，踏上了西行的漫漫道路，写下了极富盛名的《红星照耀中国》。” 

1972年2月，《抗战之声》拍摄者埃德加·斯诺在瑞士日内瓦逝世，第五期《人民画报》上刊登了专题报道，其中就有来自毛泽东同志的唁电，报道中对这位记者表达了深刻的悼念。专题报道中还讲述了他的生平，尤其是在延安革命根据地采访的那段经历，特别提到了那幅《抗战之声》。“抗战之声”的主角，也就是这位英姿飒爽的红军号手，名叫谢立全，他当时是一名年轻的红军干部，年仅19岁。后来进入红军大学，担任大队政治委员。

《人民画报》在当时的文化界地位举重若轻，读者遍布大江南北，这篇报道被当时的海军指挥学院院长谢立全看到了，他当时正在北京出席海军常委扩大会议。看到之后，谢立全就给妻子苏凝提笔写了一封信。在信中，他提起了一段从未宣之于口的往事：

“我在京西宾馆买了五月份的《人民画报》，那个吹《抗战之声》的人就是我，这可以肯定，不会张冠李戴的。当时我不仅是号兵，还是一军团教导营的总支书记。斯诺看我健壮，衣冠比较整齐，又是背了手枪的干部，就把我拉去照相。”

在信件的最后，谢立全还特意叮嘱妻子：“这张相片登载是历史产物，你我知道就行了。”谢立全希望不要对外声张。这段36年前的隐秘往事，苏凝和谢立全夫妻多年，朝夕相处，她也一点不知情。可见谢立全是有意将这段经历埋藏在心底，又为何在多年后告知妻子呢？

妻子接到这封信后，对信中内容大为震惊，家人知道后也只是守口如瓶，没有对外宣扬。那时，谢立全知道自己生了重病，时日无多，这才想要将多年的“秘密”吐露出来，不留遗憾。

回到家中，谢立全又让自己的部下和有关部门取得联络，暂时将斯诺先生珍藏在解放军档案馆的珍贵底片借出来，冲印了五张，分别留给了五位子女。在谢立全的心中，那段红军岁月是一段珍贵的经历，需要在心中妥善珍藏。

1996年，当时中央电视台需要拍摄一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60周年的专题影片。摄制组的工作人员为此去当地走访。他们重走长征路时，在江西兴国县烈士纪念馆就发现了这张《抗战之声》以及放在一旁的谢立全当年写给妻子苏凝那封陈情信的影印件。

这两样史料对大家来说，是充满惊喜的收获，他们立马对照片和信件进行了一番研究，还去实地走访过，《抗战之声》的拍摄史实即将浮出水面。在海军政治部干部的牵线搭桥下，大家找到了谢立全同志的妻子苏凝。

原来，那位号角手就是谢立全，众人知道后，都感叹际遇的奇妙。

这段尘封的红色故事还要从80多年前说起。1936年8月，宁夏豫旺县，红军西征总指挥部就在此地。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得到了毛泽东同志的允许，准备前往宁夏前线采访红军。在一队骑兵的护送下，经过两个星期的跋涉，终于到了宁夏豫旺县，也就是现在的宁夏同心县。

年仅19岁的谢立全已经是红军当时的“老同志”了，他于1929年光荣加入了中国工农红军。他来自江西兴国县樟木乡，是从小山村里走出来的小英雄，已经有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了。

就在斯诺抵达宁夏的前几天，谢立全在一次任务中立了一功。红军的粮草等重要物资在运输途中，被敌人的骑兵截获，因寡不敌众，正愁无法脱身。这一消息传回了红军指挥部，谢立全主动请缨前去营救。

上级派给他一队人马，谢立全带着士兵们马不停蹄地去了。在一番智力和勇气的较量下，谢立全很快夺回了粮草，被扣押的同志们也全部毫发不损地解救出来了，还意外俘获了一批敌军战马。年仅19岁的谢立全受到了上级的嘉奖，额外收到了一套崭新的军装。

谢立全还在“爱俏”的年纪，第二天就把新军装穿上了，本就挺拔的个子，整个人显得更加英气逼人了。就是这样一位充满精神气的小伙子，一下子抓住了斯诺的眼球，毕竟人人都有一双欣赏美的眼睛。

斯诺在宁夏前线呆了好几天，走访了几个地点。一天，他在其他同志的陪同下，来到了有名的红军大学，刚架好摄影器材，准备拍摄某一司令员晨练的画面。

清晨的朝日缓缓升起，早上的露水未消。一队学员就在院子里开嗓唱歌，只见战士们迎着迎风飘扬的军旗，在阳光的照耀下显得更加蓬勃有朝气。

就在这时，一位年轻战士站在队伍最前方，面朝东方，兴致高昂地吹响了高举的号角，整个人沐浴在晨光下，好像是一棵挺拔矫健的白杨树。

这幕场景落在斯诺的眼里，让对摄影颇有研究的他激动极了。他赶紧拿起照相机对准这位号角手，没有任何犹豫地按下快门。斯诺对这张照片很满意，后来，就被斯诺定为了《红星照耀中国》的封面图片。

这位迎着红旗的号角手就是谢立全。斯诺按下快门的声响，让谢立全注意到了斯诺在给他拍照。这位青年瞬间腼腆了起来，但他也很好奇，于是主动朝斯诺走了过去，斯诺是典型西方人的性情，为人热情爽朗，他毫不见外，立马就和谢立全攀谈起来：“这位小同志，你叫什么名字？”

谢立全回答说：“报告记者先生，我叫谢立全。”说完还做了一个普鲁士式的敬礼，斯诺一看，就很有兴致地继续聊下去：“听口音，你是南方人！”谢立全没想到斯诺一个外国人对中国的风土如此熟稔，他笑着回应：“我是江西兴国人！”

斯诺说得激动起来就冒出了一些英文单词：“好的！好的！我又碰上一个兴国人。兴国人参加红军的可真多啊！”

两人交谈得十分投机，却还未向彼此正式介绍一番。跟在斯诺一旁的还有一位红军随同人员，他告诉斯诺，他们眼前的这位可是位小英雄，12岁就参军了。

谢立全虽然年轻，但他的战斗能力绝对是数一数二的。最初在江西中央苏区的时候，他做的就是司号手，之后又被晋升为排长、连指导员，在几次任务中表现十分优异，他又被调任为红三军团第五师的政治部青年科科长，在青年同志中发挥着先锋表率作用，是名副其实的有为青年。

当下就在宁夏的红军大学任政治委员。早上斯诺看到的那一幕，也算是巧合，谢立全已经很久没当号角手了，早上一时兴起就给号兵做了个示范。斯诺听完谢立全的这段介绍，直接向他竖起了大拇指，在心中暗自感叹，红军当中真是藏龙卧虎，人才辈出啊！

大家都说，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谢立全就是这样的典范。他出生在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从年幼时期开始，他就只能过着节衣缩食的日子，一家人的基本温饱只能勉强维持着，他也真实体会过被地主肆意欺压的生活。所以还是少年的他，就树立了一个远大的志向，他要参军为拯救社会危局，国家复兴而奋斗。

1929年，谢立全已经是位很有思想的小大人了，当红军路过他家乡的时候，他果断抓住了这个机会，申请加入中国工农红军，一年之后，就被接纳为中国共青团的成员，从此更加坚定地走在革命道路上。

跟随红军长征时，他患上了痢疾。路途颠簸，病情发作的时候，连马都骑不了，当时他才十几岁，战友们都把他当弟弟，军队领导对他很照顾，看着这么小的孩子如此受罪，领导们就喊了五位身体强壮的士兵轮流背着他赶路。谢立全心中十分动容，后来背过他的战友在路上不幸牺牲了，他知道后嚎啕大哭，难得表露出孩子的一面。

在过草地宿营的时候，他担心自己发作影响其他人休息，就找了两棵树桠绑在一块，他就在这张简易的“床”上睡觉，晚上一着不慎就会掉到泥地里，满身裹满了泥水，他没有衣服换，只好继续躺着，硬是用体温把湿衣服烘干。一段时间后，他的衣服上面已经积了一层干涸的泥浆，根本看不出军装原本的面貌了。

长征胜利后，谢立全到了宁夏前线，也是在这里，他和埃德加·斯诺产生了一个短暂的交集，但在历史上产生了如此深远的影响。

       作者顾克美，江苏建湖人，2004年10月转业至西安地税系统工作。在部队专门从事10多年新闻宣传摄影工作。是第十二届中国新闻奖二等奖得主。发表过数百万字的新闻和文学作品，发表过数百幅新闻摄影作品。三次荣立三等功。一次荣立二等功。现为中国书法媒体联谊会理事、陕西省书协第四届委员会宣传外联委员会委员、陕西省书协第五届委员会新闻出版传媒委员会委员、原西安地税书画协会副会长。为陕西省作家协会会员。西安市灞桥区作家协会理事。蓝田县黑沟村中国红军长征史料馆馆长。服务热线13519107666。